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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变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的响应是全球天气变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尤其是极端天气事宜因其破坏力较大，对社会影响深刻而成为当前天气变化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历史时期极端天气事宜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人地互动机制的熟悉，还将对应对未来天气变化导致的影响提供有益的履历和教训。当前对于历史极端天气事宜研究主要显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极端天气事宜自己的重修，讨论天气事宜发生的历程、时空漫衍、天气特征以及剖析发生的天气靠山，这个笔者在第四章已经举行过研究；二是灾难发生后的社会各方面的应对，主要集中在赈灾层面上，进而讨论由此体现的国家与地方关系等诸多问题。

康熙三十五年，长三角区域发生特大风暴潮，潮灾中殒命人数在十万左右，被灾难学界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浪潮灾难。然而云云惨重的一场灾难对于殒命人数却不见于官方文献纪录，于私人文集和日志得以纪录，其背后的缘由是什么？风暴潮发生后，国民的生涯履历了什么？父母官员的救灾得力与否？朝廷的反映又是若何？这些都是悬而未决，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而清初上海人姚廷遴的《历年记》，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纪录了上海县灾后的人生百态，带我们进入了一副活生生的生涯场景。诚如王家范先生谈及《历年记》价值时所说：“能够直接倾听到一个识字的普通人对那时官民状态的感受，平时得像家人谈天，实话实说，是不可多得的原生态史料。”以是，借助于《历年记》可以让让后人领会特大风暴潮发生后各个阶级的人群是若何面临及应对灾难。

康熙六年晴雨录（部门）

1724-2016年上海区域冬季平均气温序列

一、生还国民：四载奇荒，民困已极

1、生计受灾，要求赈济不果

上海东部沿海区域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和棉花，尤其是棉花的莳植颇广。明末上海沿海区域基本上就以棉花为主，“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泰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及至清代，依旧有所发展，“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间钱粮，公私之费，亦赖以济，故莳植之广，与粳稻等。”

风暴潮发生的时刻正赶在水稻、棉花生长的旺季，狂风暴雨，再加上浪潮的内侵，会给农业带来伟大威胁。“邑人最畏风潮，风势阻潮则溢入内地，多在七八月间，咸潮没禾稍则死，至若花豆一浸靡有遗种矣。”道出了风暴潮对沿海农业带来的影响。但因那时天气、地域靠山的差异，两次风暴潮对农业发生的灾难也不尽相同，真正带来农业损失的是第二次风暴潮。

“七月二十三日，又大风潮，水涨如上年九月十二日，平地水深三尺，花豆俱坏，稻减分数，秀者皆掀倒”，泛起“是年荒甚，不独小户无从设处，即大户无不亏空，左支右绌，烦难异常”的悲凉局势。尤其是对棉花造成的损害，致使棉花绝种，“向来我地生产棉花，纵有荒岁，从未绝种，惟是乙亥、丙子二年全荒，花种俱绝，陈花卖尽。四处八路，俱贩客花来卖。要花种者俱到太仓嘉定，沿乡沿镇田户人家，零星收买，尚有将客花插入混卖者。时花价三分，如内陆及真太仓花，直要每斤纹银三分六厘，或大钱四十文，花核每斤卖二十大钱。我年七十，未曾见我地人，俱到外边贩花归来卖者，真奇事也”。

更严重的是，康熙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上海延续遭遇自然灾难，农业倍受袭击，国民生涯拮据，“四载奇荒，民困已极”。三十二年洪水，“棉、稻、豆之重生者尽腐烂，酿成奇荒，惨不可言，余六十年余岁从未遇此。不独秋收罄尽，即田蔬亦被淹浸一空，欲求小菜而不可得，即野菜亦无寻处。”三十三年“花又荒”、“晚稻歉收，因被虫患之故”，仅“早稻十分收获”。三十四年先涝后旱，“是年种棉花者荒甚，十一月内方有花捉，俱是霜黄色者。好者每亩二三十斤，次者数斤一亩，价每斤数文；豆亦荒泰半。”

在两次风暴潮肆虐下幸存下来的国民无粮可食，走投无路，只能求助于官府，“（七月）二十五、六日有被灾饥民万人，挤拥县堂，要求赈济，喧噪竟日。二十六日愈甚，只得在城隍庙每人发米一升”。待到九月份“忽有九团等处灾黎数百，来要常平仓每年积贮米谷赈济，日日挤拥县堂喧华”。清代常平仓的功效之一就是开仓赈济，将谷物在受灾年份散给民食，是灾荒中主要的补救措施，但遗憾的是，政府的拯救并不得力，陈知县“只得将存仓米二千石，每人一升，贫甚者将去，稍可者不屑受，悻悻而去”。直至次年，尚有灾黎陆续要求知县举行拯救，“浦西一带饥民，遍贴报条，约合县饥民，要与知县讨常平仓每年所积之谷赈济，日有几百在县堂挤拥”，最先知县还应允赈济，厥后“竟不作准矣”。

在大灾眼前，政府的赈灾并不得力，仓储虽然康熙二十九年后苏松区域的常平仓陆续设立，但在灾难发生后的赈灾效果并不显著，这一点在《历年记》中能够很好地体现。

2、官民冲突，最终酿成群体性事情

在受灾后，知县不只不抚慰国民，拯救灾黎，反而一味对照钱粮，惹恼国民，于是有国民直接到松江府署、江南提督处控诉陈知县。“此时有到松府递荒呈者国民百人，在太守堂上，面同各厅说上海陈县贪酷异常等语，又去张提督府控禀”。但效果并不显著，知府仅“将陈知县挥咤一番，限停比一月”，九月初三日陈知县又最先催征钱粮。

在大灾眼前，国民求赈济的愿望不只得不到知足，官府反而一再催征钱粮，必然会导致官民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甚至引发官民冲突。早在三十六年三月，陈知县强征钱粮时引发了官民之间的冲突，“时有北桥镇秀才黄象九者，到堂应比，语言不逊。知县自己着手，两相结扭，将陈县痛骂，出丑尽畅。知县自己扭到大铺收禁，彼犹骂不绝口。”及至五月份知县在强征火耗时又与国民发生冲突，“知县往送，揪住就打，将陈知县外衣都扯碎，陈知县忍气而回。”经由这两次冲突事宜，为厥后大规模的民变买下了伏笔。

陈知县严酷对照，引发一场命案，直接酿成大规模民变。“不意比至午夜时，打死一人。国民群起拍手喧噪，知县急退，被国民赶至宅门外痛骂，随将堂上什物桌椅霎时打尽，并石牌亦推倒。俄闻有仆人持刀杀出，被国民打到，夺其刀，拥出又挤倒廿人，弥留，因人众蹂躏坏者。随将时候亭、仪门、头门、县场、照壁俱打毁。”这仅仅是最先，及至厥后火烧陈知县在上海新建的私家花园，将这一群体性事宜引向热潮。“书院者，陈县所买王家园也。……自乙亥年起谋划三载，刮尽民脂民膏。……讵料国民恨己彻骨，在县中痛骂，竟至书院，将大门打开，叫出僧人，登时纵火。烧至明日下昼，火犹未息。”

二、上海知县：白天之强盗，万姓之仇敌

州县虽然是整个帝制中国行政区划中“最小的行政单元”，但却是整个帝国现实执行政令，直接治理国民的地方政府，在地方行政中扮演着极其主要的角色。雍正天子曾令权要编纂并刊行《钦颁州县事宜》，一语道破州县主座的主要性：“牧令为亲民之官，一人之贤否，关系万姓之休戚。故自古以来，稳重其选。”

今年风暴潮发生时上海县知县为陈善，在灾难发生后不只没有任何抚民、赈济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欺压国民，使得民众与仕宦之间的对立加倍猛烈甚至演酿成一场群体性事情。

1、隐匿灾情，一味对照钱粮

六月份风暴潮发生后，在举县受灾损失惨重的情况下，陈知县却说“不外风雨而已”，借用姚廷麟的话说：“可见陈知县残忍处。”及至厥后，陈知县到苏州去报水灾时隐匿灾情，“只称大雨潮涨淹死廿人”。但在上海县尚有军事驻扎即川沙营，其主座在奏报时却称“风狂雨大，横潮汹涌，平地水泛，以演武场旗杆木水痕量之，水没一丈二尺，淹死人畜不可数计”。两套系统奏报泛起迥然差别，于是“上司特委太守到上海查看”，勘探的效果是“死者数万”，方知陈知县隐匿灾情。

陈知县的贪酷主要体现在对钱粮的催征上。第一次风暴潮刚刚已往，陈知县掉臂国民死活最先催征钱粮，甚至一日追比400人，“六月五日停忙起，至二十三日，一日发签四百枝，俱要甲首保家追比三十四年白银，限三、六、九日严比。”第二次台风事后，“太守等官俱惊惶，独上海陈县漫不经心，风乍息即要对照。”八月初三日，被知府训斥一番，暂停一月催征后，“及至九月初三日起限，严酷特殊”。

三十六年二月“初七日即对照起，酷甚，一概责差人三十板，自此以后，日日云云，民间窘甚，人人小户俱无想法。”泛起“逼死逼活，典铺俱当空，田地无卖处，大户人家俱准备打板子矣。”五月份，巡抚下令停忙，但陈知县对此置若罔闻，强行对照，“有宋抚台停忙通告到县中，匿不张挂。比三十四年漕白、三十五年漕白并杂项。件件酷比，海防、知县各衙，下昼起打至天明而退。”效果午夜打死一人，引发群体性事宜。

群体性事宜发生后，国民向海防的控诉很好地说明晰陈知县的可恶：“上海国民从来不是欠粮的，只因自陈老爷到任，连遭四载奇荒，民困已极。而陈县不惜民隐，滥差酷刑，重勒火耗，当此民穷财尽，飞签火票，每区差人廿名，坐索酒饭，又要包儿，以是破费正项，限受血杖。今值农忙之候，五日一限，又要改三日一限。凡系粮户，逐限候比，无暇回家设处，唯有听其杖死而已。更有奇者：旧冬过完漕米，业经倒串者，执据在手，不意今又飞签来催，即现在打死者是也。至今新年以来完过代兑漕粮，临限将仓收收进，不付甲户半些凭证。及至唱比，仍照旧额追比。似此欠粮者断无完清之日。云云作为，真白天之强盗，万姓之仇敌也。”

2、贪酷无比，依旧痛比粮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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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康熙三十二年陈知县莅任时姚廷遴就曾说：“（陈善）实枭棍也。伊父亦由加纳任平湖知县，贪心异常，纷歧载而免职。其子将父征钱粮，到京营谋上海县职，到任即开漕仓（即征收漕粮），贪酷无比，上海国民不意又遭此恶劫。”

通过陈善私家花园的营建可以窥见一斑。“书院者，陈县所买王家园也。其园系乡绅乔古江所建，厥后属于王氏。王氏衰落，拆去泰半，今卖陈县，做退居之地，将厅堂通新修整，窗槅精髓，描金彩漆，重铺地平，滑腻坚硬。西侧两间，平顶地阁，纱窗绣槅，似乎洞天。厅前原有高山四座，峰岚耸翠，旁临深池，布种木石，叠成径路。沿池傍山，密栽花卉。池之西南种桃廿株，又于厅后拟造大楼五间，新料俱已完整，堆在厅内。自乙亥年起谋划三载，刮尽民脂民膏，役使工匠扛负大石，搬运木料，挑堆土壤，装石为山。将宝山城载回大城砖，在旧墙之外另砌高城砖为墙。城外造仪门，仪门内尚有客座，别成清凉世界，供设佛像在内，请僧人主持，厨房、精舍、件件完整，字画、玩器充塞。其意欲于退官之日，在此享用者也，故将锦屏、桌、椅、床、橱等项，间间塞满，书籍、画片、玩器诸物，先藏其中。”

今年群体性事宜发生后，为消弭不良影响，陈知县赶快去省垣苏州打点，虽然巡抚不相见，但破费三千两银子求藩司周全。随后，“由府中周致，托人打点各衙门”。等到事宜传至总督耳中，也不外是传唤陈知县前往，依然没有任何处罚，姚廷遴料想：“想必又费周折而回。”诚如王家范先生所说：“至于陈知县漆黑给了范总督若干金银，已经成了一个永远的隐秘。”

这件事事后，陈知县加倍变本加厉地催征钱粮，“二十一日起限，即将原差签一概二十板，将白销摘票俱销，独漕粮签押不用，每区仍差人四五队，惟板子稍轻而已”。效果发现后司甲等等徇私舞弊，“侵吞漕粮七千有余”。及至查出仆人等“所侵甲户名下欠额，五日一比，而甲户欠额如旧”，姚氏称之为“益见如强盗之所为”。之后“依然严刑痛比粮户”。国民生涯处境没有任何改变。

康熙

三、地方大员：官官相护，说也枉然

本次事宜中涉及到的高层行政主座有江南江西总督范承勋，驻江宁，康熙三十三年就任；江苏布政使宋荦，驻苏州，康熙三十一年就任。统县主座为松江府知府龚嵘，康熙三十一年就任。此外，尚有知府的佐贰官是董漕同知石文焯和海防同知董海防（详细名字不祥）。

除上述行政系统主座外，还涉及到军事系统主座。清初军事上的一项主要行动，是清朝吸收汉人降军并组建起了绿营，提督就是各省绿营兵的最高统帅，治理一省的军政，与督、抚并称为“封疆大吏”，而江南提督则是绿营在江南的最高武职军事主座。江南提督之称谓、驻地、辖区、主座等虽几经沿革，落实到本文故事发生的时空中，时任军事主座为张旺，“提督驻松江府城”，继任主座为张云翼，下辖川沙营，主座名字不祥。

1、官官相护，置若罔闻

六月风暴潮发生后陈知县隐匿灾情，只称“淹死廿人”，及至厥后太守来上海查看，才知“淹死数万”。事情败事后，上司不只没有治陈知县的罪，反而私下传言，到处维护。“故知上司有言，特去周全，闻其大费周折，馈送多金，始弥缝已往”。由此可以想象，上司在向朝廷奏报灾难时一定不会如实奏报，要不然陈知县不会“弥缝已往”，因而致使我们在官方文献中找不到有关这次灾难的纪录。

风暴潮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陈知县不只不努力拯救，还一味对照，引起国民不满，到高层政区主座处控诉陈知县的劣迹，“有人将陈知县劣迹贴到苏州、松江，府城、省垣各处俱有”，然而“府厅官漫不经心”。于是便有贴云：“封封拆欠，斛斛淋尖。官官相护，说也枉然。”姚廷遴深以为然，“此四句捷径好极，上台亦置不问。”道出了作为地方大员对国民遭受恶劫置之度外，对贪酷知县所作所为睁只眼闭只眼的实态。

在对照钱粮的历程中，陈知县打死一人，国民群情激愤到董海防处控诉，董海防曰：“你们且去，我就写文书申详上台就是。”但直到国民火烧书院，闹成群体性事宜后，海防才“即发三梆，传马快，送发文书报上台”，可见之前只是搪塞国民。国民见过海防之后又去禀白守备，守备抚慰曰：“陈县我曾极力劝他宽比，其如素性执顽，不纳好言，怪你们不得，但事有关系的所在，你们不可去。”众人又去见海关，海关曰：“你们国民且散，明日嘱陈知县，要他宽比就是了。”守备、海关均是一套无关紧要的说辞，马马虎虎。即即是火烧书院后，海关还来海防衙门处替陈知县说清，“此是陈县央来致嘱周全者”；及至海防传唤陈知县时，也只是“埋怨几声”。随后，陈知县又“去谢白守备，谢海关，谢学官”，可见在这个历程中尚有其他官员的协助。

更为取笑的是，在履历了这次国民群体性事宜后，陈知县由于实时举行“打点”，并没有上司的责罚，反而变本加厉地举行追比，而上台“置若罔闻”，真可谓“官官相护，说也枉然”。

2、派驻新官，劳民伤财

风暴潮发生后，各级仕宦不只不努力救灾，相反，由于不停派驻新官，增添上海县的肩负，劳民伤财。

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原江南提督张旺调任福建水师提督，继任者为张云翼，随从人员千余人，其一样平常开销均要贱买民物，国民苦不堪言。“带来仆人、内司等，约有千余，逐日支用白米、柴炭、油、烛、鱼、肉、鸡、鹅、牛、羊、果品、酒、面之类，件件要贱买，且就地取货，后日领价，国民受累之极。”除此之外，还纵容手下随便放马，蹂躏二麦，国民苦极。幸亏大学士沈绎堂夫人（系张提督师母）相劝，才不至于徒增国民肩负，“厥后俱发现银平买，各营不许放马出城，民命稍苏”。

即即是知府佐贰官暂且在上海县办公，也兴师动众，乘隙中饱私囊。三十六年太守恐陈知县不合民情，叨教上司后派佐贰官董海防来上海县追比，“海防随来青红班、青红帽，俱要讲贯，每区有钱四千者，有二千者，差人要纸包者，种种破费，概县约费万金。”及至追比完毕，海防还要“分县中火耗”。作为统县主座，不只不体贴国民痛苦，不只不责罚知县贪酷行为，体贴国民痛苦，还变本加厉地搜索民脂民膏，可气可恨！

实在，早在三十三年新任总督范承勋来上海巡视，也给上海国民魔难。“闻新总督范到任，西川调来者，系大皇爷脚力，公座后即要到上海看闸，县中摒挡公馆，铺供应等项，忙甚。闸上搭四座大厂，砌灶十二，供应者俱在厂中，摆满汉饭，张五色绸幔，红毡铺地，席面犒等靡费千数金，百人伺候，数百人迎接。谁知在苏州府祭祖游山，盘桓二十余日方到上海，系十一月月朔黄昏时到，在厂中饮酒，点戏三出，即起身下舡，知县送下程、犒赏、土仪之类，件件皆受，县中约费五千金。海关官另往苏州，雇大座舡来，摆酒在内，演戏饮酒而去，亦费五百金。作用云云，做到两省总督，下寮送礼，一概全收，贪心极矣。自称文正公之后，岂料文正公之子孙，有如是之不肖哉！”

可见，地方大员的派驻或到任并没有给国民带来实质性的惠民政策，带来更多的是劳民伤财而已。

四、一代英主：线人失灵，鞭长莫及

在整个灾难发生的历程中，只有一个身影在努力地为灾情申诉，那就是江南提督张旺。七月份风暴潮“大风大雨之时，府中张提督，身穿油衣，三步一拜，拜至西湖道院，祈求玉帝，命羽士诵经设蘸，至风息而止”。而风暴潮造成上海县溺亡人口的数字也是从江南提督的下属川沙营上报，最终才得以揭穿上海知县的谣言。可以说，在整个事宜中，张旺所统帅的军事系统主座是唯一推行职务的官员。

此次风暴潮“淹死者共十万余人”，为何缺没有引起朝廷足够的重视？很主要的一方面即是层层欺隐，“巡抚、总督疏称水灾，止言水高四尺”，均没有如实奏报给康熙天子，只有江南提督“报称水高一丈二尺”。由此引起一段公案，即地方封疆大吏所报情形不合，朝廷要重新核实，以便追究责任，“合着父母官核实，以议欺诳隐匿之罪”。于是，已任福建水师提督的张旺“星夜着人到松江，取旧秋国民所控荒呈，并石董漕署府印时所收荒呈，飞送到京备审”。

但之后便没有了下文，但从几位当事者的仕途来看，应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欺瞒奏报者如江南江西总督范承勋于康熙三十八年擢升兵部尚书， 江苏布政使宋荦也于康熙四十四年升任吏部尚书，二者不只没有受到任何责罚，反而步步高升；而如实奏报者江南提督张旺调任福建水师提督后也没有受到任何责罚或奖励。难怪王家范先生说：“天高天子远，靠一人之英明，终究难撼千年帝国旧基。康熙时期下层有种种漆黑，英主线人失灵，鞭长莫及，也合旧体制一样平常形式之常。”

五、结语

本文对康熙三十五年特大风暴潮发生后差别阶级的人群（普通国民、地方知县、高级官员甚至最高统治者）的反映和应对举行了回复，出现了差别的民生百态。生还国民庄稼受灾，不得不要求官府赈济，但政府在拯救中并不作为，尤其是作为地方父母官的知县，不只不努力应对灾变，反而置国民灾难于掉臂，变本加厉征收钱粮，终于恼怒国民，酿成民变；而作为高层主座不只不约束、监视知县，努力举行拯救，而是到处维护知县，隐匿灾情，并不时搜索民脂民膏，劳民伤财，使国民在风暴潮袭击之后雪上加霜；而作为最高统治者康熙天子，虽然勤政爱民你，无奈由于地处高位，加上手下官员的隐匿不报，终不得体察国民痛苦。以是在整个灾难发生后，由于知县的欺隐谎报，且到处打点行贿各级仕宦，导致督抚在上奏天子时并没有如实奏报，一代英主也无能为力，反映了清初底层社会、权要机构甚至整个王朝的外面繁荣。

至于在这个历程中，关于这次灾难却没有官方文献纪录，靠私人文集得以回复整个历程，很主要的一个缘故原由可能就是层层欺隐，以至于基本不见诸于官方文书。作为构建历史影象的差别文本和载体，官书、文集等誊写宗旨和叙事视角都各不相同，所出现的历史面目也各有偏重。面临这些差别性子的史料，在追索其史源或誊写情境的同时，若何去探索或者观察历史的真相？这是我们在行使文献举行研究时要思索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明清小冰期：基于长江中下游区域的研究》，刘炳涛著，中西书局2020年11月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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